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硬”问题要做好“软”应对
“一带一路”各参与国资源禀赋各异,发展环境不同,但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我国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将我国产业优势和资金优势与沿线国家需求相结合,大力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在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过程中,如何通过双多边合作,在帮助 这些国家建立更加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提升制造能力的同时,积极推进我国的技术、服务和标准等软实力标准“走出去”,也是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更 好地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要研究内容。
一 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技术标准的对接。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装备制造技术标准多数发轫于苏联标准,这就与国际上广泛使用的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 技术标准(包括美标、英标、欧标、俄罗斯标准等)有较大的不同。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阶段由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原因,在许多领域执行的技术标准一直处于相对 封闭的状态,更遑论我们与之配套的工程咨询服务。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装备制造业标准在国际上并没有被认可,随着我们装备制造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装备 企业走出去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就导致我国现有装备标准在走出去时由于与国际标准对接不上,就必然会增加额外的认证成本,甚至导致巨大的经营和亏损风险。我 们应该在学习、研究、吸收以及借鉴应用现有国际通用标准的前提下,认真思考如何把我们的标准通过我们企业在海外承担的示范性、高质量、大影响的建设项目, 不断提高我们装备标准与国际通用标准的对接,直至将我们在优势领域的标准推进成为新的权威国际标准。
二 是增进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装备制造政策法规的沟通。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的第一个“通”,自2013年至今的6年是政策沟通不断深入 的6年。政策沟通作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前提与保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最顶层的设计与核心的政策支持。由此可见,政策沟通在 “一带一路”的“五通”中的重要地位。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不畅,其他的“四通”很难顺利实现。因此,装备制造业走出去首先要在国家层面加大国家间相关主管 行政部门之间的沟通,鼓励相关专业协会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国家的行业组织,建立专业的沟通交流机制。同时,要加大对装备制造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到沿线国 家的讲学和技术交流活动的支持,通过专业人士的讲述让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专业领域专家了解和认同中国标准,夯实我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在标准方面的软环境基 础。
三是做好装备制造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受到技术性贸易措施风险的应对之策。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各国 的发展息息相关,但是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技术性贸易壁垒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表现的更为突出,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可能激化。根据对我国出口企业受到技术壁 垒限制的有关统计,40%的我国出口企业受欧盟限制,27%的企业受美国限制,25%的企业受日本限制,8%的企业受韩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限制。尽管我 们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但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历史上遭受殖民的原因,其国内对装备制造业等采用 的标准却步低,多是采取了其殖民时期的殖民母国的标准,而这些殖民国往往是现在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给予高度重视。在“一带一路”国家的 技术贸易措施都是与知识产权保护相结合的,很多措施的重点是保护人与环境。这与我们很多装备制造业的传统认识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采用标准的判定环境存 在较大不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采用的标准却是西方标准的国家,如何推动我们装备制造业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科学判断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在这些国家可能 会遭受到的技术贸易措施种类,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四 是装备制造业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客观上看,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多是经济相对落后甚至是贫困地区,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且这些国家在相关领域的政策法规不完善、不明 确,加之这些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在这些国家就面临着突出的社会和政治动荡风险。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称,近10年来有约 1/4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遭遇失败,其中的很大原因就是投资对象国的政治社会动荡、领导人更迭以及党派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当然,所在国政治只是其中的一 方面,还有很多包括来自国际组织、周边国家和环保NGO等挑起的突发事件风险。这就需要我们的装备制造企业在走出去时,要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和特殊情况的 联动处置机制。
(作者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