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推广分析 王海兰 |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语言国际推广分析

编者按：本公号于6月5日推出了《语言国际推广：全球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的二重性》一文，后收到一些学者对该文的积极反馈，指出公共产品理论为认识语言国际推广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受此鼓励，本期推出姊妹篇，继续从全球公共产品视角来分析语言国际推广。全球化背景下，语言的合理使用和推广对促进有效沟通，进而形成解决相关全球性问题博弈规则的共同知识，降低认知冲突和提升合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单纯的以传统社会的思维模式和判断标准来衡量和评判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思潮与行为，包括对语言国际推广的认知。本文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剖析语言国际推广的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特征、混合供给模式，对明确汉语国际推广动机和理念，调整推广方式和手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不同文化和认知模式下的主体互动时，作为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的语言，在化解文化冲突，促进有效交流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化背景下，语言的合理使用和推广对促进有效沟通，进而形成解决相关全球性问题博弈规则的共同知识，降低认知冲突和提升合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单纯的以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判断标准来衡量和评判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思潮与行为。从公共产品的视角提高对语言和语言国际推广的认知，是一种新的尝试。

语言国际推广是一种典型的国家公共产品，它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语言国际推广这一行为所产生的收益突破了国界和世代，成为满足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个体进行交流和交际的重要途径，成为推动人类多元文化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的重要手段，是人类适应新时代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社会需求，具有了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而且这种属性越来越明显。

宁继鸣（2008a）提出语言国际推广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双重属性，并比较了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所具有的特征。语言国际推广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它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极其重要性，特别是其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又决定了供给的极度复杂性。本文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探讨语言国际推广的特征和供给，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深化对语言国际推广的认识。

语言国际推广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

全球化拓展了公共产品的内涵和外延，引发了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旺盛需求，也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创造了条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能否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最大限度的化解它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是否完善和充足（傅志华，徐航敏，2005）。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很多主体，包括很多国家、组织和个人等并未意识到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性，同时由于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世界政府，使得无政府状态下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十分复杂和困难，供给严重不足。全球公共产品需求旺盛和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导致世界范围内出现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全球化利益的实现。全球化时代，完善和确保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将是我们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命题。深化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认知也是本文从该视角探讨语言国际推广的目的之一。

宁继鸣（2008a）从语言的重要性以及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角度分析了语言国际推广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这里我们从语言自身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全球化时代语言国际教育的重要性来进一步阐明语言国际推广的全球公共产品性。

首先，语言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而且具有全球共有的内在特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定公共产品的技术指标，语言显然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一国居民对语言的消费或者使用不会影响到其他消费者对该语言消费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很难排斥其他人对该语言的使用，相反他人的使用还将增加该语言的价值进而提高该居民从该语言中获得的收益，因此从理性的角度个体也不会排斥他人使用。作为人类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本质上具有为全球共有的内在特性。不同国家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而且从中受益。尽管每一种具体的语言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体现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和文化特色，但是从本质上看，语言从其产生开始就具有不受空间限制的内在特点，只要人类对该语言有学习和使用的需求，语言就有跨越地域界限的可能。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人口的跨国界流动以及交往的增加，语言的全球公共性特点日益彰显。不同国家的人使用同一种语言，且在共同使用中获得利益，这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Isaac ,2014）。即便那些仍然局限在狭窄地域和少数人群中使用的濒危语言，也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

同时，全球化发展使得语言教育成为个体基本教育的重要内容，满足各国居民的语言教育需求既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公共产品，同时其全球性特征愈加明显。伴随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深入而频繁，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和个体被置于开放的、多语种的复杂环境中。不可否认，多样性的语言和多元化的文化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人类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全球化的发展将这种多样性以更快的速度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同时，全球化所带动的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生产资料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分配，客观上给人们提供了接触、了解和分享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化，感知文化多元性的机会。

从理论上说，全球化带来的这种机会将有利于增加消费者的效用，因为它至少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扩大了个体的选择集合。然而，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多样性选择，对个体而言最重要的是具有适应并享受这种多样性的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其效用才会随之增加，否则，面对一个充满竞争和不确定的环境，个体效用可能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递减。个体若要获得这种适应能力，掌握一种或多种外语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全球化这个开放的系统中，个体如果不学习或不去了解别的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将难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语言教育是个体适应文化多元化和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的重要途径，它将日益成为所有人应该普遍获得的一项基本教育权利。在联合国2000年制定的《新千年发展目标》中“全民基本教育与保健”(英吉·考尔等，2006)被列入全球公共产品行列。通过国际合作，提高本国公民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并且已有大量的实践活动，这种共识的形成和实践的发展体现了语言教育所具有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

综上所述，语言国际推广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其全球公共产品属性更加明确，其作用愈加凸显。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语言国际推广的特征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语言国际推广具有手段型、强者供给型、网络型等特征（宁继鸣，2008a），同时还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语言国际推广属于双重类型的全球公共产品。坎波尔等（，etc.，1999）根据全球公共产品是否满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将其分为纯全球公共产品和准全球公共产品两类。纯全球公共产品是指完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其受益者包括所有国家、群体和世代；准全球公共产品只满足其中的一个性质，其中，只具有非竞争性属于全球俱乐部产品，只具有非排他性的属于全球共享资源。根据此划分标准，从过程和结果不同角度考察，语言国际推广具有准全球公共产品和纯全球公共产品双重类型的特征。

从过程看，语言国际推广主要以语言教育的方式提供，在消费上具有局部排他性，同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张卫国，2008a)，属于准全球公共产品。在同一个教室内，一个人在接受语言教育时，并不影响另外的人听课，但是当教室内过于拥挤时，其他人就会被排除在教室之外，而且这种排除很容易做到。另外，目前在各国语言国际推广中普遍应用的奖学金项目，也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一个人拿到奖学金所获得的收益并不影响其他奖学金获得者的收益，但是由于奖学金数量有限，一部分人的获得会将另外一些人排除在奖学金名单之外。

从结果看，语言国际推广有利于增进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共生，有利于增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途径。从这个角度看，语言国际推广所带来的收益是非排他、非竞争的，具有纯全球公共产品的特征。

第二，语言国际推广具有公共产品的非中性特点。公共产品的非中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公共产品可能使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二是每个人受益或受损的程度不同（李增刚，2006）。同时，不同主体所获得的收益形式也存在差异。简言之，非中性是指在使用同一公共产品时，每个主体能够从中获得的收益存在很大差别。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语言国际推广同样具有非中性的特点，不同国家、不同主体从每种语言国际推广中所获得的收益在数量、形式和范围等方面各异。例如，推广国在推广初期从语言国际推广中获得的主要是政治收益、文化收益等较难测量的“软性”收益，但随着语言推广的推进，该语言普及程度的加强，推广国在获得“软性”收益的同时，还将获得经济收益，而且这种经济收益可能是巨大的；语言接受国同样可以从语言推广中获得文化收益，但其主要获得的是以奖学金、优质语言教育产品和服务等形式表现的经济收益，以及多语人才给本国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①。

此外，受经济发展程度和国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所能享受的语言国际推广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不同，进而导致各主体受益程度存在差异。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语言推广机构和服务，从中得到的收益相比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更多。

第三，语言国际推广属于消费者可选择性接受的全球公共产品。在语言国际推广中，受众是自愿消费，对产品可以选择性接受，这种选择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等，对语言推广的内容、时间、方式等有自己的偏好。

语言国际推广所面对的受众是广泛而复杂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对语言推广的需求存在很大差异性，即便是同一国家，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受众，由于其年龄、职业、性别等的差异，也会对语言国际推广产生不同的偏好组合。消费者可选择性因素的存在和需求的多样性，对语言国际推广的供给提出更高要求。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语言国际推广的供给

（一）语言国际推广的供给现状

就全球层面而言，当前语言国际推广存在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平衡。

首先，语言国际推广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有证据表明，在所有的公共产品当中，保证全球公共产品的充分供应与合理配置，难度最大。这些产品的数量范围往往让人望而生畏，而且达成协议所需涉及的行为主体数目众多，这使全球管治成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挑战”（英吉·考尔等，2006）。英语国际推广是目前全球各种语言推广中供给量最大的，但是相对于全球的旺盛需求而言，仍然不够充足。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仍然有很多人无法获得高质量的英语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而其他大部分的语言，由于需求的分散性和多样性，也存在供给不足的现象。

其次，语言国际推广还表现为供给不平衡。语言国际推广现在还只是具经济实力的大国的特权，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造成的威胁和挑战不可抵挡，绝大部分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无力推广本身的语言，他们的语言也往往因为缺乏经济价值或经济价值较低以致无法激发他国民众学习的兴趣（宁继鸣，2008a）。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语言和处于中心位置的绝大部分语言，实际上是供给不足和消费不足同时共存。

语言国际推广的供给不平衡还表现为推广的各种语言在供给的数量、质量和区域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同语种所呈现出的供给不足与消费不足同时并存的现象是由于语言作为一种经济物品由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我们很难通过定量的方式测度全球各种语言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缺口，不同语种之间，以及同一语种在不同地区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不平衡，而主要是通过现象来反观这种供给的不平衡。

（二）语言国际推广的混合供给模式

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提供，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全球政府，短期内也不可能建立这样一种政府的情况下，确保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要求政府与企业、国际部门以及公民社会组织之间开展合作（英吉·考尔等，2006），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要求越来越强烈。作为一种特殊的全球公共产品，目前语言国际推广形成了以主权国家为主，非营利组织、国际/区域政府组织、以及私人和跨国公司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混合供给模式。如下图

语言国际推广：以主权国家为主，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混合供给模式

1.从霸权国家供给到主权国家供给

在历史上，少数霸权国家曾一度成为语言国际推广最主要的供给主体，如16-17世纪的西班牙、17-19世纪的法国、18世纪-20世纪初期的英国，都曾通过语言殖民教育的方式提供了大量语言国际推广产品，而且这种语言殖民教育很大程度上直接形成了今天的世界语言政治格局。霸权国家所提供的语言国际推广产品不仅巩固了当时的殖民统治，而且至今仍使其从本国语言中获得巨大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在这一历史阶段，语言国际推广更多表现为一种国家公共产品。霸权国家主要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和政治力，以强制手段迫使他国学习来实现本国语言的推广，这种推广模式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基础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以对另一种语言的迫害甚至是毁灭为代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旧的殖民体系被打破，但世界主要国家推广本国语言的动力没有改变，而只是在推广形式上采用以援助、国际合作等更加温和的形式进行，同时更多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也开始进行语言对外推广，如日本、韩国、俄罗斯等。

在全球化的今天，语言国际推广具有了“消费者可选择接受”的特点，民众的语言学习需求成为语言国际推广的重要前提，一国已无法通过强权迫使他国学习本国语言，而只有尊重和适应他国民众的选择和需求，语言推广才可能成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革，语言国际推广的供给逐渐由霸权国家供给转向主权国家供给，同时供给的支撑力量也由军事力量转向经济实力，因此目前能够提供语言国际推广供给的主要是一些经济强国。可以预见的是，当一国具备了一定经济实力以后，该国基于本国发展的理性选择往往也会投身于本国语言的对外推广。

2.非营利组织供给

非营利组织在全球化时代得到迅猛发展，并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某些领域开始发挥独特作用。在语言国际推广中，非营利组织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成为重要的供给主体。参与语言国际推广的非营利组织包括各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的专门性语言国际推广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如英国的英语文化委员会、法国的法语联盟、德国的歌德学院和中国与海外合作设立的孔子学院等。

此外，很多国家的社会组织也积极参与本国语言的对外推广事业。如美国的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每年都大量赞助开发国外英语教学资源，在英语的国际推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对英语国际推广的贡献不仅大大降低了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而且效果显著。

3.国际/区域政府组织供给

国际/区域政府组织通过协调政府间合作，制定国际/区域间语言与文化政策等推动全球语言融合，成为语言国际推广的另一重要供给主体。国际/区域政府组织一方面从国际道义的高度倡导维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国际/区域内政策促进国家间的语言教育合作，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权国家往往以本国利益为根本动机进行语言国际推广而对多元语言文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语言国际推广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目前该类组织在语言国际推广供给中的作用还十分有限，但随着全球化进程推进和主权国家在语言推广上投入力度的加大以及语言教育市场竞争的加剧，国际/区域政府组织将在确保各国在平等、有序、宽容等基本原则上推广多国语言，维护语言文化多样性中利用其独特优势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在语言国际推广供给中比较典型的国际/区域政府组织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盟。

4.私人和跨国公司供给

私人和跨国公司以其灵活、多样化的供给方式成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有益补充，而网络时代信息的多元化交互式传播，也为它们参与某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了便利条件。语言国际推广作为一项主要以教育形式供给的公共产品，个体可以从不同层面，以不同形式参与其中。例如在美国，许多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参与了英语国际推广的指导，保证了对外英语教育的顺利进行。

同时，语言本身是一种具有价值、效用、费用和效益的特殊经济物品，语言技能投资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个体为获得语言技能需要、愿意支付一定的成本，语言教育具有产业化发展的潜在可能性，这为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跨国公司参与语言国际推广的供给奠定了前提。当一种语言具有了较高的经济价值，形成了一定市场需求后，公司化运作的语言教育供给主体就会出现。最明显的就是英语，目前国际英语教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今英语的国际推广已经形成主要由跨国公司推动的局面。英国广播公司（BBC）、中国的新东方等跨国公司通过提供英语教育产品和服务在英语国际推广中发挥特殊作用，同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主权国家、非营利组织、国际/区域政府组织以及个人和跨国公司构成了目前全球层面上语言国际推广的供给主体，但各行为主体在发挥作用的形式、力度、范围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与使用特定语言的国家或群体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以及该语言本身的经济价值大小等密切相关。但总体上是以主权国家为主，其他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混合供给模式。

结语与启示

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为维护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讨论和解决的不再是全球化是否可行，或者是否应当的问题，而是要顺应这一趋势，从哲学、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国际关系等多个维度提高对全球化的认知，完善全球化规则，提供充足的全球化公共产品，尽可能化解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认知和供给已经不仅仅是国际道义问题，而是关乎人类生存问题。作为公共产品，语言国际推广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然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和关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人文关怀与精神需求，从更高的视野、更高的层次理解和推动语言的推广与传播。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人类的语言生态系统出现单极化趋势，语言文化多样性受到严峻挑战和威胁时，如果不从全球角度，不超越物质利益而从国际道义等更高层面来推动语言的国际推广，那将会对人类造成无法估量也无法弥补的损失。

本文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考察语言国际推广的特征与供给，旨在为人们在全球化时代认知语言国际推广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就从人类的长期发展来看，我们期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应更多地从人类道义和全球利益的角度，或者说要真正更多地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角度，尊重和认可他国语言和文化，在“和而不同”的理念下，理解和支持其他语言和文化的国际推广与传播，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语言多样性和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美好愿景。

与此同时，语言国际推广同时具有全球性和国家性的二重公共产品属性，在我们从全球性的视角探讨其供给时仍无法回避其作为国家公共产品的现实特征，在供给过程中要充分关注语言国际推广的双重公共产品特性，顺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需求，优化供给理念，改进供给手段和方式，对我国当前的汉语国际推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在汉语国际推广的供给动机和理念上，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促进文化借鉴和语言学习的最根本动因。当人类的语言生态系统出现单极化趋势，语言文化多样性受到严峻挑战和威胁时，如果不从全球角度，不超越物质利益而从国际道义等更高层面来推动语言的国际推广，那将会对人类造成无法估量也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语言国际推广中，既强调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追求，又要关注全球利益，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予以推动。

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逻辑起点，只有当行为符合国家利益，或者通过该行为国家能从中获得高于成本的收益时，理性的国家才会采取主动行为。汉语国际推广首先表现为国家公共产品，当其符合一国发展利益时，国家会出于本能以强大的动力予以提供，而当语言国际推广更多地要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需要，表现为全球公共产品时，国家作为语言国际推广核心供给主体的供给动力可能会发生变化，会本能地从本国利益出发再次权衡供给的力度与方式，同时也会再次均衡和考虑收益与成本等问题。

就一国的利益而言，从理论上说全球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本质应该是一致的，都能给一国带来好处。但是由于全球公共产品具有“非中性”特点，它使得每个国家从中获得的利益不相等，这就会出现一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不相匹配的情况。付出多的国家可能只获得很少的收益，此时全球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就出现利益不相容，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可能使国家公共产品的收益受损，理性的国家面临在全球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权衡选择，而这个选择往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在国家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全球公共产品与国内公共产品在供给上存在竞争性。有时一个国家积极参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需要以降低本国国民福利为代价向其他国家的国民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此时意味本国国民利益受损。然而参与提供该类全球公共产品往往会提升一国的国家形象，而国家形象的提升又会使本国居民获得无形收益。因此，任何国家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之间都存在一个均衡点，这个点可能是动态的，但必然存在一个这样的点，这个点是能使国家获得最大收益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的供应均衡点。

在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考虑本国的利益，这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国家开展语言国际推广的根本动力所在。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中国开展汉语国际推广除了追求我国利益外，还必须将语言国际推广纳入到服务人类社会整体福利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关注全球利益，实现共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在汉语国际推广的供给方式和手段上，要建立多层级、多主体参与的语言国际推广供给模式，区分国内供给和国际供给的差异，采取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和手段进行汉语和中华文化产品的供给。全球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之间具有非常复杂关系，它们既可能相互转化，又可能相互重合，有时甚至彼此不兼容。

根据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作为纯国家公共产品，语言国际推广毫无疑问是由政府来提供。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由于全球性世界政府的缺失，使得语言国际推广存在天然的供给能动力不足，其供给更为复杂。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需要建立以中国政府为重要主体，非营利组织、跨国公司、各国政府、个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合作为主要形式的汉语国际推广供给体系。

参考文献：略。

原文载于《制度经济学研究》2015年第6期。作者王海兰，经济学博士，原任职于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经济理论、孔子学院和语言服务。作者宁继鸣，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传播、孔子学院与对外传播、汉语国际教育、语言经济理论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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