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怎么自己写文章 青年写作:我们有没有试图将自己的肋骨放在作品中的决心 | 共话“新‘小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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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小说二十年无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诚如评论家王尧所言,从更大的范围看,尤其是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场“小说革命”取得的“革命性”成就,当下作家创作无论在思想、观念、方法上,还是在语言、叙事、文本上,都显示出强大的惰性。也因此,小说写作需要做出一些根本性改变,甚至于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新“革命”的呼声日渐强烈。
由此引申开去:如何改变近些年小说在整体上停滞不前的现状?青年作家写作应当怎样与世界建立更为广泛、深刻的联系?当下渐显僵化、保守的小说批评又该做出哪些调整?从”50后”到”90后”,十四位不同代际的作家、评论家围绕这些话题展开探讨,归根到底是在回应:当下小说界是否需要进行一场新“革命”,以期推动小说创作走向突破和创新。
系列之二聚焦“青年写作:如何与世界建立更为广泛、深刻的联系”,今天带来该讨论的第二部分。
不同代际作家、评论家共话“新‘小说革命’”系列之二
青年写作:如何与世界建立更为广泛、深刻的联系
主持人
傅小平
对话者
贺绍俊、王尧、余泽民、罗伟章、何平、李浩、路内、石一枫、杨庆祥、笛安、丛治辰、颜歌、李唐
“对青年作家尽量少作预判,也尽量不要去进行过多的所谓‘干预’或‘引导’,而是让他们‘野蛮生长’。”
VS
“有多少批评家在对青年作家的文学现场做观察?很多时候,我们是以预设了观点的论文生产代替观察。”
傅小平:谈很多文学话题,我们都恐怕只能从总体意义上谈,从而突出那些更具共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但就写作而言,个案研究有特殊的重要性。何况,衡量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文学实绩,也并不是看平均值。总体平庸、少数优秀的情况,总是存在的。有时,仅只是一、两位大作家的创作,就足以把一个时代的写作水准引往高处。虽然对当下青年作家写作,我们在总体上有所不满,但不可否认,或许其中有一些佼佼者的探索是值得期待的。只是迄今为止,我们只能做一个粗略的印象式判断罢了。而所谓“新‘小说革命’”,自然不是作家、批评家呼吁就能达成的,它有赖于作家们新的写作探索,也有赖于评论家们新的批评发现。
李浩:这话,一万个赞同。库切和纳博科夫都说过类似的话,他们认为某个时代的或明或暗有赖于“强势作家”的表现,当然这样的“强势作家”肯定不世出,是极少的少数。衡量,更多地应放在对“强势作家”的理解和解读上。
库切(左)、纳博科夫
王尧:文学的分母总是大于分子。一个好的文学时代应该是诸峰并起的时代,而不是谁超越了谁的时代。只有另辟蹊径,才能诸峰并起。
李浩:但我想,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平均值或多或少会对“文学高峰”和出现“强势作家”的机率构成影响,许多时候是“强势作家”成团成簇地出现,像俄罗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白银时代”,像二战之后的东欧,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等等。社会的整体氛围、意识趋向和审美判断或多或少会影响“强势作家”的出现。不过,卓越的“强势作家”一定是超时代的。
石一枫:大作家不大作家我不知道,好看的东西还是时常有,翻翻文学杂志就知道。
余泽民:是吗?“总体平庸、少数优秀”是正常现象。写作作为社会职业,从事者很多,你别看德、法、英的名家多,其实给名作家“垫背”的平庸作家也是大把抓,只是你没看到。对一个民族文学的整体来说,能否出几位大家当然很重要!一是能赢得世界性关注,为本国更多好作家搭设舞台,二是能鞭策那些有潜力和天赋的“平庸作家”努力摆脱平庸。
罗伟章:就算是这样,总体平庸也是一定的,任何时代都一样,连唐朝也一样。现在的有些提法很奇怪,说某某是文学大省,某某是文学强省,像比人口,比经济,比乡村振兴,比城市建设。这样急吼吼比的结果,把文学成绩纳入政绩的结果,是伤害了文学,至少是伤害了文学的自然生态。
印象式判断如果出于公心,大概也能相对准确。我们在判断文学的时候,判断者自己都很难分清,究竟是在判断文学,还是在判断人际关系。这也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我们才有。所以,别林斯基那样的批评家才被歌颂。
前苏联曾发行多张与别林斯基相关的邮票
傅小平:别林斯基经常被谈论,被赞颂,他的作品却很有可能没有被广泛阅读。看来人们主要赞颂的是他的批评态度。当然,怎样改变批评生态是个老问题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待整体批评环境的改善。
罗伟章:我的看法是,如今的作家和作家之间,作家和批评家之间,走动得过于频繁——太熟了。这对文学不是好事,对判断也不是好事。人大于作品,是文学的悲哀。当然“太熟”只是外在的,内在还是我们自身的立场问题。
傅小平:或许有这方面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不确定我听到的那些对青年作家的赞赏,在多大程度上出于作品本身,又在何种意义上是出于别的现实考量。我只是觉得他们一些新的探索,大体上还是很快就被注意到了,而且是被大力肯定和激赏的,但我倾向于王尧老师和杨庆祥的意见,我们不宜过早对此做出好评,而是有待进一步观察。
王尧:我看到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受到关注和重视,这几年《收获》排行榜,青年作家作品在列的不少。我们是在同一个时空中关注青年作家作品的,受到肯定不是因为他们的年龄而是他们的作品水准。你说的文学批评中的这些问题,其实是普遍的,不只是关于青年作家作品的研究。我自己很期待杂志和批评家像1987年《收获》推出青年专号那样,关注青年作家的创作。我建议朋友们看看程永新先生新版《一个人的文学史》,我们或许会受到启示。你说的改变印象式的批评,我也很赞成,是我们批评家需要努力去做的事,也特别期待青年批评家在批评同时代作家中脱颖而出。
杨庆祥:在青年作家写作这个问题上,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就是尽量少作预判,也尽量不要去进行过多的所谓“干预”或“引导”,而是让他们“野蛮生长”。中国的批评家、研究者和作家之间的关系过于“亲密”,这不一定是好事情。
參加《收获》杂志举办的青年作家工作坊的作家们
余泽民:我们的青年作家有个集体性烦恼,就是他们的机会有无和成功与否,过度取决于评论,再加上市场和只认炒作的大众读者,使他们出头要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作家要艰难得多。但这都不影响我相信,在今天的青年作家里肯定潜伏着未来的大家,只是我们短视,还没看到。想当初莫言年轻时不也屡被退稿。另外,你能断定哪位作家的抽屉里没压着大作?女导演赵婷因金狮奖获瞩目,她也38岁了,以前我们不知道她存在,并不意味着她不存在。希望我们的评论家们别老盯着名家锦上添花,更要多关注和鼓励青年作家,欣喜于“自己的发现”,把更多的新面孔推上舞台,用不着等他们成了余华、莫言。
傅小平:这番话很是鼓舞人心,但同样是印象式判断。估计你也不确定青年作家中究竟会不会出现余华、莫言这样等量级的人物,如果没有出现也属正常。
路内:一部分人观望,总还有另一部分人会先发言。现在的参照系比较多元,“网红”写小说,自带流量进来,文学刊物也收纳他,这样的话他基本就是自定义了一个参照系。我没有鄙视“网红”的意思,就说这是个当下的现象。我的看法,就只能对那些真写得好的作者、爱写的作者、人品也不错的作者,尽可能多帮助他们。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最终的参照系,大家心里都是清楚的。
傅小平:是得帮忙,但帮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好话?以我的观察,对青年作家写作,批评界总体上表达了失望和不满,具体到作家个体,则多是泛泛的好评。对于他们所谓新的探索何以新、如何新,以及在相应参照系上新到什么程度等等,都缺少相关分析研究。
何平:这个我同意,问题是我们有多少批评家和研究者在对青年作家的文学现场做观察,很多时候,是以预设了观点的论文生产代替了观察。我们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要学习社会科学研究的田野调查做文学研究。
丛治辰:说到这一点,我就只能自我检讨了。我们谈到今天的小说发展为什么不那么尽如人意。原因肯定有文学自身的,也有文学以外的。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答案是:作为一个搞文学研究和评论的人,我做得还很不够,非常惭愧。
李浩:但种种的细读和研究,更依赖批评家,是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伟大的作品需要伟大的阐释者,我也希望我能从那些精心的阐释者那里获得我对青年作家们的更多了解。而建立你所说的这种分析能力和谱系感,可能需要批评家们多读点书,尤其是对经典文学广博而精心的汲取。
罗伟章:分析同样不可靠。我们见惯了太多天马行空的分析,大话连篇,大词重叠,吓死人,但人家也是分析,也是研究,你信还是不信?我们很难见到分析者的感受能力,很难见到从文本出发的评点文字。我们已经没有了诚实度。
李唐:的确如此,我们由于置身于历史中,对身旁的事物反而难以辨别,这是正常的。文学、艺术都需要时间的检验。况且,我们都有各自的趣味,以自身去评价文学,难免造成各说各话的情况。我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
笛安:是吧,二十年相对平静的时期,我觉得很正常。
“问题在于,作家的沉默其实是各种能力的退化和萎缩。所有的策略和聪明对小说创作而言都是一种伤害。”
VS
“作家的眼界和境界往往决定了他们‘变革’的欲求和能力。真诚的写作者可能‘语迟’,但不会‘失语’。”
傅小平:我确实想为当下的“相对平静”做点辩护。记得上次和阿来老师交流,他感慨现在没什么新小说看,即使被评上诺奖,很多作家的书也不过如此。在这点上,我有同感。眼下很多外国作家写的小说,我觉得也很一般。相比而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作家可以说和外国作家同步见证或参与了小说的革命性发展历程。如今从世界范围看,文学表现都很平淡。这倒是让我们对中国当下小说,尤其是青年作家写作没能出现我们期待的变化多一些同情性理解。
王尧:我和你的心一样柔软。同情式的理解,在我看来是包容青年作家的探索以及探索的失败。但这不能代替价值判断。如我前面所说,我们需要在更广阔的时空中看待青年作家,我们暂时不要下大的结论。艺术的变革通常不是运动式的。小说这一文体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才到今天这个状况,但发展是累积的,其中一些环节很重要。比如说,从晚清到“五四”,西方因素介入促进了文学革命,现代散文、小说和诗歌都由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提出“新‘小说革命’”也是期望在艺术上停滞,而现实在发生巨大变动时能够产生促进小说发展的动力。但“小说革命”不是简单的“断裂”,而是“联系”中的断裂;不是简单的以“新”代“旧”,而是以“新”激活“旧”。创新是各种因素的碰撞激荡,再沉淀。
罗伟章:这东西不必急。这是因为,我们在判断当下小说的时候,很难说不受关注度的干扰。而今小说不被关注,我们就认为小说本身平淡。当元曲只在青楼盛行时,谁也不敢说那东西还能成为文学遗产。而不被关注并非只是作家的责任。可是作家永远都不能去责怪读者的疏离,也不能去埋怨批评家的口诛笔伐。这是作家的“弱势”。作家弱势一点好,再伟岸的樵木,都是从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作家需要土地,也需要接近土地的姿态。我们其实也不必那样好心,艺术上大概没有“同情性理解”。
李浩:是这样,别人脸上长了不好看的斑,并不意味我们的胃病或腿上的坏疽就是可以忽略和原谅的,这不是一个逻辑。
何平:以世界小说的参照系来对中国当下小说做同情性理解,从逻辑上,是承认中国当下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事实是不是这样?这个涉及很多问题,我们姑且不谈。假如这个前提成立?是不是世界文学不景气,一定意味着我们也毫不意外地不景气?文学创造或者说革命是要出意外状况的,仅仅认命,世界同此炎凉,难道我们的文学就不能出意外,我们就不能出意外的作家和作品?对域外文学,我的观感差不多,我记得几年前林建法在江苏宜兴做中国当代短篇小说论坛,私下里讲,以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复杂程度,恰恰是可能出大作品的时代。
丛治辰:是的,我想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革命或许只是涉及了小说的一个方面,并且在那场革命中,不免矫枉过正地贬低了小说的其它方面。今天的中国小说家,很可能面对着一个重要的机遇,但是如果将对于小说的想象封闭在此前的时代,就很可能与这一机遇失之交臂。
傅小平:理论上讲是这样。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当下小说难以让人满意。我想,我们呼唤新“小说革命”,也在某种意义上呼唤小说回应时代变革。铁凝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说的一段话,我读后印象特别深刻。马丁·瓦尔泽说,中国社会的巨变,每一点进步都牵涉了许多人的命运变化。这些斑斓的生活对一名作家是多么宝贵的矿藏。在这个意义上,他很羡慕中国作家,相比而言,德国显得太安静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横向上比较,中国作家确实占有时代际遇上的优势。从纵向上比较,这一时代经历的巨变,不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但相对于时代的巨变,当下文坛显得太安静了。我想,如果当下小说写作存在创新焦虑,那部分原因也在于作家在时代巨变面前失语或表现乏力吧。
王尧:在历史巨大的变局中,作家几乎是思想的失语者。现代作家与现代中国变革互动的景观不在。我们可以把这种局面的形成归咎于外部因素,我们也可以找到种种在道德上解脱的理由。但是,对一个作家而言,他的沉默如果是有所思,那么他的作品会是另外的气象。现在需要直面的问题是:作家的沉默,其实是各种能力的退化和萎缩。所有的策略和聪明对小说创作而言都是一种伤害。
罗伟章:我倒是觉得作家们没有失语,但表现乏力是可能的。当然,从根本上说,表现乏力,也就等于失语。我们的作家怕痛。怕痛就不敢上拳台。你分明是个力敌千钧的拳师,但因为怕痛,照样不敢上拳台。这与我们的处事之道有关。作家缺乏使命感,即使有一点,也不坚定,因此特别容易坍塌,特别看重现实利益。我们的廉价情感太多了,但大家需要,也喜欢,于是越来越多。人言,平庸者只有一条命——性命,卓越者有三条命——性命、生命和使命,作家当然不都是卓越的人,但既然从事了写作,见贤思齐是必备的。我们见了贤,没有思齐。应该说,每一次社会变革,确实都牵涉并改变许多人的命运,不要说大的变革,就是小小的一点变化,比如1920年代美国颁布一项禁酒令,都让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问题在于,如果作家们都只是看到变革时的旗帜飘扬,而不深入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不感知触动心灵的歌哭悲欣,不思考生命,对文学而言,这样的变革就毫无意义,甚至只有负面的意义。
余泽民:是这样,与其呼唤“革命”,不如呼唤“革新”或“创新”。对中国作家来说,我们既占有时代机遇的优势,同时也有劣势。我们的作家仍受许多绑缚,既有来自社会的,也有源于自身的。一个作家想写出自己的好作品,不能纯听社会呼唤,更要听内心呼唤。
李浩:在我看来,呼唤小说革命和呼唤小说回应时代变革本质上是两回事,它们有很大的不同。《红楼梦》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而言具有“革命”的意味,但它似乎并不是应时代变革而生,它也没有对时代变革做出直接而强化的回应,对吧?
知乎社区中仅与红楼梦相关的话题,就有数十屏之多
傅小平:对。坚持时代反映论看似天经地义,对创作而言有时却可能是个陷阱。但时代急速变迁与创作相对平静之间这种巨大的不对称,也确实会让人焦虑。
李浩:是的,生活和社会,给予作家的总是很多很多,比我们意识到的甚至还要多——从这点上来讲中国社会的种种的确是富矿,而且是丰富、珍贵而庞大的富矿,我们应当出诸多“强势作家”、影响世界文化进程的大作家才对。是的,从矿藏上来说,的确如此。但,它需要开矿者有匹配的智力、知识和能力,需要勇气和才华,需要与生活的贴合同时又要有丰富刻苦的书斋生活……我们没有做到,更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不计利益钝害试图将自己的肋骨放在作品中的决心?
余泽民:没错,作家的眼界和境界,往往决定了他们“变革”的欲求和能力。真诚的写作者可能“语迟”,但不等于“失语”。
杨庆祥:“语迟”是正常的。我不赞同在小说和时代之间建立如此直接的关系,纵观文化史或者文学史,真正留下来的作品往往是与时代保持了一定距离的作品,也就是阿甘本所谓的“同时代”的涵义:真正的同时代往往是不合时宜的。
石一枫:完全同意。不过也没必要拿新闻报道的标准要求小说,这事儿毕竟不是谁热闹谁成就大。
李唐:小说是多元的,时代应该从作品中自然而然体现出来,而不是先预设我要如何去书写时代。如果作家为“如何呈现时代的巨变”而焦虑,我个人觉得是有点荒谬色彩的。只有诚实地去写,哪怕写楼下的一块石头,也会成为时代的范本。
傅小平:应该说,诚实地写是前提,但写一块石头,也能写成时代的范本,需要作家有巨大的才华。相比小说,非虚构写作与时代之间多了短兵相接的意味,也似乎更具范本的意义。而且就近些年而言,相对于非虚构写作的异军突起,或者说广被议论,反倒是小说领域显得太安静了。
李浩:文学的安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你所说的,它越来越狭窄平庸,越来越不回应社会问题和这个时代的精神疑难,凭什么吸引读者;而另一方面,在学者中、作家中、编辑中和批评家中,多少人是读书的?多少人还愿意刁难自己一下,让自己读一些对自己的智力、固执和偏见有所挑战的书?我们对新书籍的评判,包括对某些经典的评判,不是依赖宣传册、教科书上的人云亦云?我们能经得起他者对其中故事、结构和细节的追问吗?
傅小平:判断先于理解,或者说急于下结论,而不是耐心做分析,是我们时代的通病。以非虚构写作而论,我们理当给予适当的关注,但就因为它一时的反响,就认定它比小说写作取得更大的成绩,有更为开阔的前景,甚而至于取小说而代之,或许就犯了故作惊人之语的通病了。
李浩:如果放在一个更为宏阔更为宽宏的文学史语境下观察,可能会更清晰些。如果谈“在时代中”的影响力,非虚构写作是否能与“三红一创”和它们的时代影响比较?如果考察,我愿意考察它的独特提供和技艺精进,而不是其它。
何平:如果以非虚构做对比,在世界文学参照系下,我恰恰认为当下汉语非虚构写作水平还是很低的。在处理中国当下现实方面,非虚构受到的制约更多。我发现我们的讨论,很多都是假定了的题目,比如文学应该是怎么样,比如文学就应该直接回应当下现实。我觉得吧,文学能够回应当下现实当然是文学的题中之义,我也说过当下文学参与公共事件的能力越来越弱。但文学也可以不直接回应吧?那问题就来了,我们的作家一边吐槽文学直接回应现实的难度和风险;一边又写不出不做直接回应的好的文学作品。
颜歌: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实际上在英语文学世界里——我只能捡我最近比较熟悉的情况来讲——非虚构文学大大超越小说的势头,非虚构长篇(non- novel)是一个在出版界和学术界都很热的概念。就连我自己,进入三十岁之后,也越来越多看纪实类的作品。这或许真的是在不断发生动荡的全球大事件下,对虚构的一种虚无感,以及虚构文学的失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乐观一些),小说从来都不擅长于“立刻反应”,反而需要一种必须由沉淀产生的“滞后反应”。“一切叙事都发生在过去。”这句叙事学的话也可以用来讲小说的宿命,我们只能在现在描绘过去,在未来描绘现在。
路内:现实主义也好,后现代主义也好,作为一种方法,其实都能处理掉时代巨变的题材。硬写的话,两种方法都行啊,非虚构也是一种方法。我们不缺方法,可能缺其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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