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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仇是人类情感和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而有关报仇的表现形式,首要的问题是双方仇怨因何而起,报仇主体(报仇者)行使报仇行为的动机意念由何而来,他(她)怎样形成了坚决的报仇意志,为此有了哪些心情表现与心灵搏斗。对于这些,中西方文学中的表现却因各自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各有偏重。本文谨就其中的一个方面――中西方文学中的报仇形式来略加阐述。
一、西方精细对等的报仇
相比之下,“睚眦必报”一语往往更适用于西方,只不过其含义不是侧重于些微小事也要报复,而是侧重在报复时的严格的对等性质。法国思想家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一书的第三章《正义思想的起源》中即认为,人类报复的情感起源于同等的愿望,能够以相应的惩处给首先作恶的一方以教训,则是正义的体现。而报仇观念反过来又在人类头脑中产生了“报仇的正义”的思想,对于安排中的正义观念预作打算:“为了抑制攫取的本能,人类曾走过比抑制和歼灭报仇欲还要多得多的阶段。这种原始的本能的克制促成了正义观念的建立,而正义观念已由报仇的克制预作打算。”〔1〕古代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汉穆拉比法典》第196至197条中也早就规定,实行同态报仇法:“假如一个人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假如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比较讲究报仇的对等性。这些都足以证明在西方世界有关报仇的文化观念,是具有较早重视“法”的意识,而且较为讲求报仇对等的,这对于西方后世的报仇观念以及相关大量文学作品,都有着不行忽视的影响。
因此,从西方报仇文化观念的总体倾向相对说来,法的观念较强,且由此还受到西方人重视契约的原则熏染,较为普遍地实行过赎金制,而又比较留意分寸。不过这一点稍有例外的是,在西方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中不是太突出,像《罗兰之歌》歌咏查理大帝为罗兰报仇,就有报仇扩大化倾向。但是,双方输赢照旧是以般那贝和梯埃利决斗的方式来最终实现的。不过,当梯埃利获胜后,法兰西人欢呼着要把为**臣甘尼伦作担保的亲戚也处死,扩大了报仇的应有范围。
这一观念,在西方小说主子公报仇情感的详细表现上,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突出体现出来。像美国作家麦尔维尔(,1819~1891)长篇小说《白鲸》中所描写的那位亚哈船长,指挥该船航行了几乎整个世界,不惜代价地向南太平洋上那条巨大的白鲸报仇,因为他自以为白鲸莫比・狄克不仅是咬掉了他的一条腿,干脆地致残了他的身体,更严峻的是造成了精神上难以愈合的创伤,以至使他成为一个痛恨邪恶的偏执狂。这条巨大的白鲸,仿佛是一个诚意要与人类为敌的魔鬼的化身,而亚哈船长自己则是率领着众位船员在同它代表的恶势力奋战:
&;&;它令我作苦工,它舍命增加我的负担;我在它身上看到残暴的力气,以不行测的狠毒心肠支持这股力气。我所恨的主要是那种不行测的东西:不论白鲸是走卒,也不论白鲸是主子,我都肯定要把仇恨发泄到它身上。不要对我讲什么冒渎神灵,老兄;假如太阳羞辱了我,我也要戳穿它。因为假如太阳可以那么干,我也就可以还手。
这里,亚哈船长显示的是一种不分等级贵贱的同等式的报复思想,因而尽管同伴非议他不该向一个不会说话的畜生开战,他也毫不变更既有的报仇的念头,毫不因为所要报仇的对象是那样一个极其可怕、特别的角色,就降低自己个体人格尊严的阶位,而稍有姑息和动摇,而是对仇敌不依不饶,穷追猛打。
而古代中国,虽然也有上古时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那样的抗争报仇气概,然而,这种对待正义报仇刚毅执着的神话精神,却在后世日渐强大的儒家文化整合和君权强化过程中,渐渐可悲地失落了。像武松打虎那样的人向猛兽抗暴报仇故事,大多存在于野史传闻中,报仇主体则被视为侠气纵横,而人物珍贵的侠气,却成为非主流文化――下层民间的一种亚文化伦理。
明显,西方文学描写报仇的公允对等,与古代长期来盛行于西方的“决斗”之风不无关系。决斗,即往往因一方或双方的名誉利益受到侵害而起。讲求公允竞争,在对等的交手过程中解决事端。究其缘由,至少可以有这样的中西之别,即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同态报仇”规定所影响下的西方报仇观,较为讲求报仇雪恨的公允对等性质,而两汉之后的古代中国盛行的报仇扩大化、残忍化倾向,则受“族”的专制酷刑影响而长期持续。而岂有仇怨是能用赎金来化解的?可是在西方,人类学家却早就指出,其实,以酬金赎罪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因为以金钱赎买人命或人受到的损害,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尊严的一种重视,而精确地计算人身体哪怕一个最小的部位所受损害的赔偿金,亦同此理。这种对人的尊严的维护,不仅与报仇动机关注的偏重点有关,也与西方报仇偏重摧残折损仇人精神,而非偏重***毁灭有关。例如,培根(,1561~1626)这样出名的英国哲人即曾指责个体私自报仇是“一种野生的裁判”:
“人类的天性越是向着它,法律就越应当耘除它。因为头一个罪恶不过是触犯了法律;可是报复这件罪恶的举动却把法律的位子夺了。&;&;确信所罗门有言:‘人有怨仇而不报是他的光荣。’&;&;报仇中最可宽恕的一种就是为了报没有法律订正的那一种仇的;可是在这种情形里那报仇的人也应当留神,他那报复的行为要没有法律惩处才好;否则他的仇人仍旧要占先的,因为二人之间吃亏的比例仍是二比一也。”〔2〕
他甚至还留意到报仇之心对于报仇者本人的精神压力和熬煎,认为这些人的精神负担也是相当沉重的:“衔怨深而喜报复的人所度的生活是妖巫一般的生活,这种人活着的时候于人不利,死了也是于己不幸。”
早在20世纪20年头,在西风东渐的华夏之邦,就有思想敏锐的学者留意到,中外小说(这里的“外”其实主要指的就是西方、欧洲)中对于那些惨酷场面的描写、以及彼此读者接受的看法大为不同〔3〕,这之中除了别的缘由之外,其实就主要与中国人传统上对于报仇的理解,和报仇****俗的明确而强大的导向有关。好像,正义的一方在惩恶报仇之时,就应当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19世纪德国思想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指出:“由于报仇就是报复,所以从内容上说它是正义的,但是从形式上说报仇是主观意志的行为,主观意志在每一次侵害中都可以体现它的无限性,所以它是否合乎正义,一般说来,事属偶然,而且对他人来说,也不过是一种特别意志。报仇由于它的特别意志的确定行为,所以是一种新的侵害。”〔5〕并不是像中国古人那样,因为报仇的动机是属于正义的,就连同其过程和后果也都被认为是合理的,而是充分相识到报仇的负面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正常法制的危害作用。
二、中国报仇范围扩大化心情化
然而在中国古代,报仇却往往呈现出在报仇者和报仇对象之间是不对等的,至少有着下列三重详细表现:
(一)不愿向上司和有势位者报仇,犹如小说名著《水浒传》写林冲那样,这位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地位可算不低,拳脚功夫也不算不高,可是,他一看到调戏妻子的是高衙内,是自己的上司高俅的儿子,举起来抗拒的手先自软了。虽然也不乏那些抗拒贪官污吏的斗争,但是民间还是长久地流传着“民不与官斗”的谚语。一般说来,报仇者除非抱有深怨大怒,无路可走时才去义无反顾地实施报仇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充分泛化,“人治”社会形态无所不在的影响,难免不制约到中国古代报仇的视对象改变而随机性的有轻有重,或有或无。
(二)报仇叙事在“好人向坏人报仇”一面倒的模式支配下,排斥那些坏人向好人报仇、好人遭受报仇的文学描写。在传统社会长期专制酷刑的重要参照下,中国古代的报仇文化,明显地体现出因报仇对象身份、伦理品位的变更,导致报仇消减或扩大化的倾向。忠良之辈,因为禀赋良善的道德作用,甚至可以使得仇家怨心忽然消解,如清代金丰、钱彩的小说《说岳全传》中写金兵统帅金兀术,偏偏总是不记敌国忠臣之仇,而也稀里糊涂地总是憎恨宋朝**臣,梁王夫人也劝说儿子不要向岳飞雪报父仇。就像《水浒传》写梁山英雄们无端杀了人或杀死了人家一家满门,如双**将董平杀了正直的程太守一家,抢走了程太守的女儿为妻,小说就没有写她向董平报家仇。梁山泊英雄们经常滥杀无辜,也不必担忧被报仇,而且就真的没有人来向他们报仇,小说《后水浒传》里岳家军、名将岳飞杀死洞庭湖杨么一伙起义造反者,也没有被报仇。这些都不仅仅是作者们为了偏向英雄团伙而进行的有意疏漏,而是古代中国报仇逻辑“好人向坏人报仇”的主导倾向确定的。
(三)因为中国古人的报仇对象,除了孝子报父仇的小范围报仇外,特别关注报仇如何在惩治国家朝廷大**大恶上泄愤,力求报仇行为社会化时符合大众的伦理期盼,使叙事者们在叙述**臣恶棍遭到报仇时,被着意渲染惨烈的一面。而且,假如我们翻检这一类小说有关报仇的情节,有关**臣所遭遇到的仇报,其扩大化与残酷化的描写,可真称得上是比比皆是。
此外如上所述,中国古代行使正义报仇而却不讲究对等,更体现在中国文学总体讲基本上写的都是──善先受到恶的侵害、好人向坏人的报仇,好像全部的值得文学家笔下一提的报仇壮举,都成了具有正义属性的,而正义的报仇就应当无所不用其极。主流文化伦理观念的明显介入,影响了报仇原本具有的公允对等性质,从而肯定程度上不行避开地损害、削减了报仇行为事实上应有的正义性。
参考文献:
[1][〔瑞士〕弗朗西斯・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廖鸿钧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英〕弗朗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3]〔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
中西方文学论文:《中西方文学内在性的差异》篇二
摘要:人的内在性具有最高的神性,既可以观照一个民族的共性,共同心理文化特征,伦理道德风貌,也能表现出作家个人的自我意识,对自己所代表的文化圈子中的生存个体生存价值的确认,体现自己的创作风格、审美志向。中国文学中的内在性,强调的是群体意识,集体利益至上,人的"自我"观念淡薄,超越社会功利,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西方文学的内在性强调个人主义、个体价值和个人奋斗,这种精神支柱成为西方文学艺术创建的不竭源泉。
关键词:中西方文学内在性自我意识
二元论唯物主义者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原理,认为内在性是从自身动身的思维,并把内在性当作哲学的基本原则。经过了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建构,思维内在性原则真正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基础。内在性即从自身动身的思维意识是人类个体对自身的相识,对自己作为历史和社会活动主体价值的相识。自我意识推动着人类不断地去创建世界,改造自然,同时以求“自我”在客观世界的改变、发展中得到确认。
所谓内在性,指的是“现实的即生活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其动身点“当然是在肯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1]。人的自我意识是劳动实践的成果,是人区分于动物的基本特点,是“自由的首要条件”[2]。作为历史的产物,它标记着文明的进程与文化收获,标记着人的自觉和自主的程度与范围,成为每个人,也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学,都离不开自我意识的表现。“内在性”既可以观照一个民族的共性,共同心理文化特征,伦理道德风貌,也能表现出作家个人的自我意识,对自己所代表的文化圈子中的生存个体生存价值的确认,体现自己的创作风格、审美志向。从中西方文学发展中所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可以看出不同传统背景下文化心理的特征对文学施加的影响,自我意识的差异是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是民族特性的差异。
本探讨将针对详细的作品和人物来探讨中西方文学中内在性的差异和自我意识的不同表现形式,以致能够更好的探讨不同民族文学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特殊是对于我们理解和探讨中西方文学在相互借鉴、相互排斥、相互交融等方面有所好处。
一、群体意识与个人主义
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性表现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多种关系中的人。体现出个人与社会诸多关系(家族、家庭等)、伦理道德关系或自然宇宙万物相生相灭的联系。自我意识就明显地体现出群体意识的特征。自我价值的确认是在多种关系中进行的,自我发展的观念体现了社会性,即与社会的需求相一样,对于维持社会各种关系的平衡有帮助。正如在孔子的著作里所强调的“小我与“大我”的关系。《论语》里孔子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仁德的人,自己想站得住首先使别人也能站得住,自己做到通达事理首先要使别人也通达事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实行“仁”的重要原则。“恕”是由孔子最早提出的,并为恕下过这样的定义:“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论语?卫灵公》)[3]。强调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主要是强调自我意识的发展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靠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小我”是指为了满意自己的欲望和行动。“大我”是指小我生存的整个社会以及整个人类。[4]或者是“文以载道”,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中国文学的内在性表现为作家的自我意识是民族意识和群体意识的外化。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剧烈关注之情,绽开以“国泰民安”为中心内容的忧患主题思路,并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将小我融汇于大我之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贯穿于文学作品之中,个体精神的发展,离不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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